菲律宾博彩漩涡：一份学校推荐的危险工作

　　蒋阳是在8月上旬“进去”的。8月6日上午，一阵敲门声把正在睡觉的蒋阳吵醒，他打开门，两名警察已经带着手铐站在门口。警察告诉他，因为牵涉一起由河南信阳警方侦查的“九州娱乐城”跨境赌博案，24岁的蒋阳被列为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网逃”，需要回派出所做笔录。其实，警察已经上门找过蒋阳一次，但扑了个空——他在深圳一家物流公司上班，一周只休息一天，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0～15小时，几乎只有睡觉时间才会回到出租屋。

　　“被抓捕”并没有让蒋阳太慌乱，他预感到会有这一天。案子和他四年前在菲律宾博彩公司的一段工作经历有关。

　　2017年，蒋阳还在常德海乘职业学校念职高三年级，临近毕业时，班主任在班级QQ群里通知，有一个“国外高薪工作”的机会，是在菲律宾的度假村当服务员，每个月工资八九千元。给学校缴纳了10500元的上岗费后，蒋阳和同学乘坐飞机到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被带到一家网络博彩公司。所谓博彩，是指在赌博或比赛中得到彩头。蒋阳入职的这家公司，经营的赌博项目包括棋牌、体育博彩（如赌球）、电子游戏、棋牌等，在菲律宾当地属于“合法经营”。唯一有点让人不适的是公司收走了他们的护照，还要求他们签订了合同，约定半年内离职需要赔偿近两万元人民币。蒋阳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将近一年半时间，直到2019年回国。如果没有后续的麻烦，这只不过是这个年轻人进社会过程中一段没有太多记忆点的经历。

　　去年，蒋阳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曾经同在菲律宾公司上班、担任管理层的两位中国人在国内被抓了，退还非法收入70多万元人民币，等着进一步判决。“当时不害怕啊，他们都是领导，拿底下几十个员工的提成，赚得多。”蒋阳没有想太多，毕竟，他只是每个月工资六七千元的底层员工，“我以为不会查到我们身上来呢”。

　　直到7月底，听说另一位菲律宾公司的同事、曾经的职校同学也在国内被警方抓捕时，蒋阳隐约感觉“完了”。但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只是每天依然按时上下班，脑海里回忆着去菲律宾工作的来龙去脉，“随时做好被抓的心理准备”。

　　整个8月份，蒋阳身边至少有7位校友和他以相同的原因被警方抓捕，目前都处于取保候审阶段。他们中，有的人工作了将近4年，也有人只待了3个多月。后来他们才知道，一位学姐已经在今年3月被河南省地方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一年，另一人在8月底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这份给众人带来“牢狱之灾”的菲律宾博彩工作，是由他们当时就读的常德海乘职业学校介绍的。9月上旬，常德海乘职业学校法定代表人邓广周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承认了这一点。他说，学校通过一家名为深圳市海欣恒投资管理公司的中介机构办理手续，“2016年，海欣恒公司来要人，我们试探性介绍了几个学生，学生去后反馈还不错，后面又去了几批，当时说过去从事酒店管理、文员等行政工作”。邓广周称，自己对于学生在菲律宾从事涉案工作“完全不知情”，但又承认，自己在2018年12月到菲律宾的公司里看望过学生，“我看他们办公场所很豪华，住得也很好，收入也很高，就感觉不对劲。但赌博在菲律宾是合法的，所以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只是没再安排学生过去”。

　　被抓捕后，蒋阳和同学们才反应过来，这份学校安排的工作“把人推进了火坑”。取保候审后，正在气头上的毕业生们曾经商量着到校门口去抗议，最终因为没人组织而不了了之。“很难，大家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打工。”一位学生对本刊说，“有些无奈，学校连地方都换了，在山旮旯里，去一趟不容易；四五年前的那批老师也换了好多人。”

　　常德海乘职业学校已经在2022年搬到了新校区，如今位于距离市区大约20公里的远郊村子，建在村里一块曾经是纺织厂、毛巾厂的地皮上。在常德市三十几所公办、民办中职里，常德海乘职业学校并不突出，许多当地人甚至不知道这所学校的存在。但它却有着不小的招生市场，为许多中考成绩差又想继续上学的学生提供了初中毕业后的去处。

　　蒋阳的老家在常德相邻地级市下辖县城的乡镇，由于父母离异，蒋阳跟着母亲生活。母亲在县里的景区做售票工作，只有小学文化，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指导他的学习，但想方设法让唯一的儿子多读几年书，上一个好学校。蒋阳在镇上的学校念完小学，毕业时成绩“已经是垫底”，母亲辗转托人交了借读费，把他塞进县城里一所还不错的初中。但情况并没有好转，如今蒋阳已经忘了自己中考的分数距离普高录取线还差多少，“初中时成绩实在太差了，再交钱读普高也是混时间”。

　　上职校成为许多无法考上普高的学生的唯一选择。“大多数人还是会读个高中吧？那时候年纪还小，找不到什么好工作，最多去电子厂或餐厅里打工。”初三时，有海乘职业学校的老师到蒋阳的学校里招生，班主任把成绩不好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告诉他们“有一所‘包分配’的职业学校，读完书就能有工作，管理得很认真”。随后，招生老师还特地组织大巴车把家长接到学校里参观。蒋阳的妈妈当场就签了入学合同——那时候，蒋阳还不知道这所学校是学什么的，也不知道合同里规定的学费、工作安排，“我觉得也无所谓，她让我来，我就来了”。

　　后来他发现，身边大多数学生都是这样，来自周边偏远县市的村镇中学，由海乘职校的老师到当地招生，把人带过来。“成绩？来海乘职业学校读书的人都是成绩不好的，班级倒数的那种学生才会被推荐过去。”蒋阳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回音。采访时是周日晚上10点，他还没有下班，只能躲到办公室隔壁空旷的仓库里说话。

　　招生时，学校的一个核心卖点是“军事化管理”。这是一所封闭式学校，周一到周五学生需要上缴手机；校内有常驻教官每天查寝、检查宿舍内务，没有把被子叠成豆腐块的学生所在班级会被扣分。这种严格的管理方式得到不少家长的青睐，一位在校生家长向我诉苦，她和丈夫都在外务工，只有孩子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在常德农村里，“没人管着，整天玩手机、打游戏，才考不上高中，后悔没早点找到这样的地方管管孩子”。即使得知学校曾把学生介绍往菲律宾博彩公司工作，也难以像招生时承诺的一样分配工作，她依然相见恨晚，坚定地认为这是自己和孩子最好的选择。

　　“分配游轮工作”是学校的另一个核心卖点，多名学生告诉本刊，自己当时选择报名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学校给出的承诺：“分配到豪华游轮，每个月工资一万块钱，能经常出国。”

　　2020年之前，海乘专业是校内唯一的专业。这是学校在探索中瞄准的契机，2005年刚成立时，学校名称还是“常德英杰职业技术学校”，一直到2010年前后更名为“常德海乘职业学校”。那正是邮轮业在中国发展最火热的时候，而游轮是邮轮里承担客运旅游功能的类型。2009年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时任会长称，中国邮轮旅游正处在十分良好的发展阶段，当年的出游人数同比增长27%，未来二三年，邮轮出境旅游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从2010年以后，海乘行业确实经历了热火朝天的发展。一位长期从事海乘培训、招聘的中介告诉本刊，疫情前的十年里，报名应聘海乘的人数“涨了七八倍”，从最早无人问津，到后来应聘者中不乏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豪华游轮上的基础工作有送餐服务员、区域清洁员、酒吧勤杂工、客房服务生等，每个月的薪水700～1000美元，有一定工作经验、升级到管理层后，最高的薪水能达到三四千美元。后来的数据显示，中国的邮轮旅行业在2017年达到顶峰，邮轮旅客运输量达到243万人次，已经是2010年的11倍。

　　常德海乘职业学校也跟随邮轮业的发展热潮，在过去十年里快速扩张。除了与“海乘”关系最紧密的邮轮乘务专业，学校还开设了热门的汽修、国际商务、工业机器人技术运用等6个专业。一位2014年入学的学生记得，以前的学校“又破又小”，宿舍是用一个屋子里隔出6个小单间，每个单间住5～6人，床紧挨着床，所有人共用一个厕所和一间浴室，浴室里没有热水器，需要用暖壶打水洗澡。如今搬迁后，新校区占地36亩，教学楼、宿舍楼和食堂都是崭新的，还增添了篮球场、乒乓球场和塑胶跑道等运动设施，在校生人数也从2014年的三四百人，增加到了现在的将近900人。

　　至今，常德海乘职业学校官网上挂着的优秀毕业生照片，大多是学生穿着游轮制服，以大海为背景，与不同肤色的外国人合影。在学校的宣传视频里是这么描述游轮工作的：“游轮上的生活丰富多彩，让您能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自由交流，让您成为年轻人中具有高贵气质、令人羡慕的典范，更会让您积累从事涉外管理的宝贵经验。”

　　但在校三年里，“高薪邮轮工作”更像是学校打造的一个美妙却模糊的梦。虽然学的是海乘专业，学生的日常课程内容与海洋、游轮并没有太大关系。同样被取保候审的2013级学生赵柏回忆，学校开设的主要课程是英语、粤语、计算机和形体课，“英语听不懂，计算机学打字和办公软件。就是混日子，我们本来就学不进去，坐到教室里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也没人管你”。

　　唯一和海乘有关系的环节就是考取海员证，二年级时，学校会组织学生到外地参加培训和考试，赵柏去的是武汉海事局，算上交通费、培训费、食宿费，一个月的花费超过一万元。但他连续考了两次都没能通过，“已经搭进去几万元，算了”。那时，赵柏从未见过游轮，他对海乘工作的理解就是“在邮轮上做服务员”，以及中考后，听远在广东工厂打工的父母说，一个亲戚的孩子毕业上船，每个月能挣7000多元。

　　“业内心照不宣的是，要当海乘根本没有必要花三年时间上海乘学校。”王玮杰就职于河北秦皇岛的一家海员培训中介机构，接触过上千名应聘者，其中不乏从海乘专业毕业的中职学生。“学校里教的东西和实际工作是不接轨的，许多校内的老师甚至都没有见过游轮，只是照着十几年前的课本讲关于安全管理、船舶运输的知识。”王玮杰说，海乘工作的两个核心要求是英语和沟通能力，“比如顾客在游轮上用餐时，服务员需要和客人始终保持沟通，每上一道菜，都要询问客人对口味的反馈，还要介绍靠岸的情况和岸上的旅游点，让客人有VIP的感觉”。游轮公司面试时，很看重应聘者是否有实操经验——这也是中介机构能提供的核心培训内容。在王玮杰培训过的应聘者里，慢则三个月、快则一周，就能通过面试，成功上船。

　　至于学校承诺的“分配邮轮工作”，更多是一种噱头。王玮杰告诉本刊，国外邮轮公司一般会授权中国国内有外派资质的国企、央企作为一级代理公司进行招聘，部分一级代理公司将工作外包，由中介做具体招聘工作，而学校只是和中介公司合作，将学生推荐过去。“相当于在邮轮公司、一级代理、中介、求职者之间，又塞入了学校这个环节，很多时候学生会需要多交一笔冤枉钱。”

　　学生们不懂这些，只是憧憬着学校描绘出来的游轮生活。蒋阳倒是在二年级顺利考到了海员证，但拿到证后，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触及这份“高薪工作”。“英语太差，老师说要报名的人自己掂量一下，口语能不能跟外国人流畅交流——我连考卷上的英语一般都是不及格。”英语成了一道绊倒许多人的坎，每年这所海乘专业学校里能成功“上船”的只有寥寥十几人。

　　巧合的是，另一份“高薪工作”在毕业前像及时雨一般来了。蒋阳记得，2017年，班主任在班级里通知，英语成绩不好的同学可以去菲律宾度假村的酒店当前台、行政、服务员，还强调“去年已经有一批同学去过，工资待遇不错”，只是需要交10500元的上岗费，包括签证、机票的费用。当时，蒋阳班上四五十名同学，有将近一半的人报名，“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去菲律宾了”。

　　其实，蒋阳已经隐隐感觉到不对劲，“办护照跟签证应该用不了那么多钱吧？也不敢去问，学校说什么就是什么”。他甚至还找到一位上一届去菲律宾的同学咨询，对方只是告诉他，不方便透露情况，但随时能联系上人，公司也不会强制员工上班，“听他说工作挺轻松，工资也高，就没再犹豫”。而2016年第一批去菲律宾的赵柏甚至没有可以咨询的人，“我如果是现在这个年纪，可能会上网查，会去找老师问。那时候才十七八岁，什么都不懂”。他只好告诉父母，父母也不明白签证、上岗费、度假村这一连串词，只是给他打了钱，“既然是学校安排的，那就去吧”。

　　这份工作的推进明显简单了许多。面试是远程进行的，地点就在学校里，蒋阳坐到一台办公室的电脑前，发现面试官并没有打开视频，“看不到对面的人，不知道那是谁”。对方只是简单问了个人信息，就让他开始打字，每分钟能打字60个以上，就算面试通过。从进入办公室到出来，每名学生只用了两分钟时间，接下来是交钱、交护照、拿到护照，等待启程。

　　飞机降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之后，一切就脱离了学生们的控制。走出机场时，有人高举一块写着公司名称“收米”（somi）的牌子等候，带他们坐上一辆面包车。学生们要先把护照交给接机的人“拿去办工作签证”，然后被送到宿舍。宿舍是由酒店改造来的，比学校里的还宽敞，放着上下铺架子床，每个房间住4～6人。

　　蒋阳在第二天就明白了，这里根本不是所谓的“度假村”，而是一家博彩公司。公司位于马尼拉市中心一处半新不旧的写字楼44层，人来人往，入口处有荷枪实弹的保安把守着。到公司后的第一件事是签工作合同，蒋阳没有细看，按照人事的要求签了好几个名。这里的领导和员工都是中国人、说中文，小领导把蒋阳和其他新人召集在一起开会，先宣布了公司的两条规章制度，不许拍摄公司里的照片、不许对外透露公司的具体业务，然后给每个新人安排一位老员工指导。蒋阳的岗位是“推广”，从下午2点工作到晚上12点，核心任务就是“拉人”——把一些玩线上博彩的人吸引到公司的App上参赌。每个员工会拿到一个工作手机，注册新的QQ号后加入博彩群里当“托儿”，话术包括“你也买球啊？我在某个平台上赚了不少钱”，或是在搭档推荐平台时打配合。

　　“高薪”也打了折扣。推广岗位的基础工资是6000元，每个月要成功拉到12个人，否则就会倒扣工资。被拉来的人只有在平台上充钱才算有效会员，每充值200元，“推广”可以计1积分，得到50元绩效。

　　发现自己加入的是博彩公司后，蒋阳有些害怕。他想离开这里，但公司人事软硬兼施，告诉他护照已经上交办签证，“很长一段时间里”拿不回来，况且，他才发现，那份没有细看的合同里已经约定，入职半年内离职要赔付人民币近两万元——新员工每个月的工资还会被“压着”2000元，如果提前离职，这笔钱会被扣除。

　　蒋阳最终选择留下来。他交不起赔付金，也不好意思再和妈妈要钱，按照公司的规定，他只能借口在酒店里做行政工作来搪塞家人的询问。更重要的是，公司行政反复劝说他们，“博彩业在菲律宾是合法的，公司有政府颁发的牌照”。慢慢地，蒋阳感觉到“收米”似乎真的是一家“正规公司”：公司里的架构齐全，有人事部、行政部、后勤部等各种部门；员工能按时上班、下班，虽然没有食堂，晚餐是由公司订购的盒饭，有时领导还会组织外出聚餐、团建；没有人看管他们或是强迫他们工作，有完全的人身自由。他还认识了其他同事，他们大多是主动找到这份工作，有些人甚至已经在中菲之间安全穿梭了好几趟。

　　在菲律宾，博彩确实是得到政府许可甚至支持的特殊行业。林凡在东南亚地区辗转工作五六年，开了一家专门帮助中国人办理签证手续的中介公司。他告诉本刊，菲律宾的博彩行业和缅甸的电信诈骗不同，正规的博彩公司会得到政府发放的牌照，政府工作人员还会定期上门，检查是否有公司借着牌照进行诈骗、“杀猪盘”等非法行动。

　　早在1977年，菲律宾政府就成立了国有菲律宾娱乐与博彩公司（PAGCOR），该公司至今依然是菲律宾国内最大的博彩公司。2008年，菲律宾政府宣布博彩产业向海外公司开放，这吸引了大量国际资金和人员流入，使菲律宾开始有实力和澳门、新加坡竞争亚洲博彩市场中的地位。最迅猛的增长发生在2016年至2019年之间，新上任的总统杜特尔特积极推动网络博彩合法化，给予PAGCOR发放牌照的权力，并向网络博彩运营商收取专门的税费和监管费——不过，菲律宾网络博彩禁止本国公民参与。一系列动作加速了网络赌场的生长，菲律宾财政部数据显示，2019年菲律宾政府从网络博彩运营商获得的税收达到64.2亿比索，比2018年翻了近3倍。

　　蒋阳和同学们被学校推向菲律宾的那几年，正是菲律宾博彩业最繁华、中国人流出最多的时期。数据显示，到了2019年巅峰时期，菲律宾281家持证经营的网络博彩公司雇用了13.8万外籍员工，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公民，菲律宾媒体称之为“中国劳工潮”。蒋阳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发生地震，写字楼里的人都往一楼跑，相互一看，“全都是做博彩的中国人”。

　　在菲律宾博彩公司担任人事的中国人何晓钦告诉本刊，那时候，国内对于东南亚诈骗、赌博等内容的报道很少，中菲之间的人员往来也方便，“海关几乎不会卡人”。招人时，公司会承担应聘者的机票、签证费用，还会额外支付招聘中介2000～5000元不等，“一个入职的员工，身上就背着一万多的成本，这也是设置赔付期的原因”。他见过其他中职学校的学生由学校和中介输送来，“许多时候，学校是两头收费”。

　　不过，2020年开始，菲律宾的博彩行业和“中国劳工潮”开始走向衰落。随着中国政府对中国公民参赌、开设赌场的打击力度加大，以及新冠疫情让一些中国员工在春节假期后无法重返菲律宾，菲律宾的网络赌场在2020年后出现收缩。林凡最直接的感觉是“生意不好做了”，这两年，许多曾经在菲从事博彩行业的中国人会在中国海关遭到更严格的盘问，最终无法成行。人手短缺，菲律宾博彩公司招聘时给中介的费用也越来越高，甚至出现直接在街头绑架员工的情况。2022年，菲律宾注册在案的离岸博彩运营商减少到32家。

　　蒋阳慢慢习惯了马尼拉的生活。公司里至少有十几个校友，有时大家会相约吃饭、出游。这里的治安环境比不上国内，但他们已经有了经验：出门时要结伴，搭出租车时坐在后排，如果真遇到抢劫的，那就老老实实把钱交出去，毕竟这是个可以持枪出门的国家。他们不再怀疑这份工作的合法性，“我们也不收客户的钱，自己不参加赌博，就是在正常上班，根本没想过会被判刑”。

　　如果当时不去菲律宾呢？采访中，我们接触到了一位2017年毕业的女生，她既没有上邮轮，也没有选择去菲律宾，而是留在国内自己找工作。她辗转做过地铁保安、客房服务员，如今是餐厅服务员，工资始终在3000～5000元之间徘徊，每天晚上12点下班。或许正是这样的原因，即便过了半年“赔付期”，也有不少学生选择留在菲律宾，大部分人待了2～3年。

　　也有人坚持离开。陈理在2017年被送到菲律宾收米公司，入职二十几天，他始终惴惴不安，也学不会那些“骗人的话术”。但护照已经被没收，离职需要赔偿一大笔钱。“我去问，还有没有其他的岗位，不‘拉人’的那种。”后来，陈理被转去后勤部“打杂”，负责帮助员工统计需要购买的生活用品，再报给行政部统一采购。好不容易熬过赔付期、顺利拿到护照和签证后，陈理终于离开待了10个月的公司。2018年回国后，他到常德海乘学校找当时的班主任反映情况，“我说，那边是搞赌博的。班主任说在那边是合法的，他们有合格的证件，就像咱们国内的营业执照。”

　　陈理不好再说什么，也没有时间再为这件事忙碌。在菲律宾的10个月里，他只有基本工资，当地的消费水平又高，“国内卖5块钱的泡面那里要10块钱”，几乎没有攒下钱。回国后，陈理开始做“金融行业”，具体就是“跑贷款业务”，帮缺钱的人办理银行贷款手续。这一行的门槛低，但开支大，平时需要自己开车到县城里签合同、买烟买水，一个月拿到手不过五六千元。做了一年多后，他又进入餐饮行业，在一家夜宵店的后厨帮工，希望将来能开一家自己的小店。

　　今年8月，这段五年前的马尼拉经历已经渐渐淡出记忆，陈理忽然接到户籍所在地民警的电话，要求他去到派出所“自首”。随后，他见到了来自河南信阳市的办案民警。

　　工作地点在菲律宾，雇佣公司在当地持有合法营业执照，为什么河南警方会找上门？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的刑事辩护律师向龙解释，《刑法》第6条规定，“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在我国，线上博彩是违法行为，这次案件的结果发生在国内，依然要受我国刑法管辖。

　　“十赌九输，有些人参赌输了以后，觉得是‘黑平台’操纵结果导致自己亏钱，就会去当地派出所、公安局报案。一般哪个省份的赌客先报案，当地公安局就有了管辖权，开始立案、侦查和抓捕；如果多地、多个不同赌客报案，管辖权有争议的，协商不成的，最后会出现指定管辖的情形。”车冲是广东法丞汇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辩护律师，从2015年进入法律行业以来，一直在和网络赌博案件打交道。他接触过“开设赌场罪”的被告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赌博网站代理，大多数人原本就是赌客，通过发展下线拿到平台的返利；另一类是赌博网站的工作人员，他们往往很年轻，经人介绍到菲律宾的博彩公司里做客服、推广、后勤、技术人员，回国数年后被抓。“对法律误解是这些人犯罪的主要原因，他们并不是急于用钱、铤而走险，而是误以为在菲律宾做博彩是合法的，在国内就没事。还有一些人怀着侥幸心理，想着‘我只是做一些边缘工作，打个擦边球，没有组织赌博活动，应该不算犯罪吧？’”

　　虽然常德海乘职业学校的学生已经回国四五年，案件依然在追诉期限内。“追诉期一般由罪名的‘最高刑期’而定。如果法定最高刑期不满5年的，那5年前的案子就不追究了；如果法定最高刑期为5年到10年，案子发生后15年内警方都可以追究。”车冲说，开设赌场罪的最高刑期正是10年。但根据规定，“对于跟组织赌博活动没有直接关联的、一般的工作人员，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常德海乘职校的学生可以争取缓刑甚至更轻的治安处罚”。

　　但学生们不懂这些法律知识，也不知道接下来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诉讼流程，他们甚至没有为自己找律师，只是被动地等待着结果。当记者问及下一步的计划时，大多数人给出的回复是一样的：“现在就是等通知，法院什么时候让我们过去，我们就马上过去。”

　　作为刚被取保候审一个月、可能背上“案底”的一群年轻人，他们没有想象中的焦灼和不安，大多数人已经重新投入工作里，尽量续上被抓捕前的生活。“还能怎么办？生活也得继续过下去啊。”在看守所待了四五天才取保候审的赵柏，如今和父母一起在广东的一家制鞋厂工作，我们的采访是在下午和晚上换班的间隙进行的，周围是人来人往的嘈杂声。

　　蒋阳的时间更难确定，周末正是他最忙碌的时候，要从下午两点工作到夜里两三点才能下班，有时，他甚至在凌晨四五点才会回复采访消息。“等法院判决。应该是缓刑，大概是缓刑吧？和一个师姐判得一样，然后只能待在深圳，不能乱走了。”蒋阳听起来很平静，像在叙述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我问他，现在有什么诉求吗？他想了很久，“本来我们打算找学校理论的，但学校也联系我们，说一直在想办法——虽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其实我心里清楚，已经签了认罪认罚书，再去推翻口供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只能看看，学校能不能把当时交的上岗费退给我们。”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蒋阳、赵柏、陈理、王玮杰、林凡、何晓钦为化名；感谢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的刑事辩护律师向龙，广东法丞汇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辩护律师车冲为本文提供的法律支持]博彩公司